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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默斋博客

花前纵酒,月下读书;不默斋主,笑阅沧桑

 
 
 

日志

 
 

情与义之间的迷茫:陈公博其人  

2013-08-22 10:57:08|  分类: 读书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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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义之间的迷茫:陈公博其人 - 不默斋主人 - 笑阅沧桑
        1941年4月1日,从不和儿子谈论政治的陈公博突然给十三岁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信的开篇便写道:“倘若汪先生不倡导和平,我绝不会离开重庆,而且自己也会决定非抗战完毕不离开四川的”(《与乾儿信》,自《陈公博回忆录》第282页)。陈信细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然后说:“我在香港也想过一年多了,我不来是可以的,还可唱高调的”。当时大半个中国已经国土沦陷,沿海港口几乎全部丢失,即使没丢失的地方也在日本海军铁桶一样的封锁之中,重庆国民政府外援无法进入,经济陷入崩溃,而当时的汪伪政权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但是在陈公博的这封信中,我们看不到他有一丝喜悦,相反的,他好像在信中对儿子交代起了后事:“我死之后,虽然没有钱,一班朋友总可以照顾你的,你也不必悲戚,……我的生死你绝对不必介意的,……”(同上,284、285页)。
情与义之间的迷茫:陈公博其人 - 不默斋主人 - 笑阅沧桑
        陈公博写这封信的时间是他入伙汪伪集团一年之后,我们通过这封流露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味道的信可以看出:尽管陈公博一再表白自己追随汪精卫是抱着一种“无怨无悔我走我路”的坦然,但是他对自己的前途是悲观的,甚至对自己的选择是无奈的。
        其实这位汪政权的二号人物、后来继承汪精卫大统的巨奸在汪起事之初,就是汪集团内最激烈的反对派。关于这一点,与他共同伺身于汪政权的旧侣们也都有共识。
        据袁愈佺介绍:1938年汪精卫私下派梅思平、高宗武与日人构和之时,陈公博一无所知。直到汪精卫下定决心出走时,才告诉他。但是陈并不赞同汪的做法,他觉得日本人不可靠。所以,当汪精卫一行到达河内时,他还留在成都。他在离开时曾向蒋介石表示,要劝说汪精卫不要走得太远,得到了蒋的同意。陈的确希望通过与汪的私人感情能够使汪回心转意。陈苦劝汪精卫不要与日本接触,最好到法国住一段时间。几次劝阻不成,陈公博便到香港做了寓公。当汪精卫因为“高、陶事件”而举步维艰的时候,陈璧君来到香港找到了陈公博,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能够顾念与汪的情谊,共度难关袁愈佺《汪伪政权垮台前后琐记》,见《伪庭幽影录》第359、360页)。陈这才表示:“汪先生下水,我不能在岸上”,毅然飞抵南京,加入汪伪政权巫兰溪《汪伪政府末日记》,见《伪庭幽影录》第335页
        袁、巫的介绍与陈本人的说法略有出入。据陈自己介绍:1938年11月,正在成都筹划培训党员的陈公博接到了汪精卫要其火速回渝的电报。见汪后才知道,汪已经与日方就和谈开始接触,“并已有端绪”。陈很生气,责问在场的周佛海和梅思平,周圆场说:此事是背着蒋介石做的,所以比较隐秘。但是不告诉他是陈璧君的意思。陈在离开重庆之前,仍不忘告诫汪精卫不要一招不慎。该月底,陈再次衔汪命返渝时,汪以与日密约草案视之,并告诉他准备12月20日左右离渝赴滇。陈坚决反对密约更反对出走,但陈璧君力挺乃夫。
        1938年12月13日,汪约陈18日在昆明相见。陈因故20日方抵达昆明,汪却于19日出走河内。陈一面留书于蒋希望对汪网开一面,一面追至河内继续劝谏,但是无果。陈看到汪主意已定,大势已去时,便以母病故,躲在香港闭门不出。其后,陈还利用汪陈广州会晤、上海会议的机会对汪的规劝。情与义之间的迷茫:陈公博其人 - 不默斋主人 - 笑阅沧桑
  
        1940年1月,“高陶事件”的丑闻让汪精卫骑虎难下,在陈璧君的要求下,陈公博终于决定与汪同舟共济,共度艰难。(以上据来自陈公博的《狱中自白书》,散见于《陈公博回忆录》第302~306页)。
         陈公博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选择始自于他对汪精卫的深厚感情。在陈公博的心中,汪精卫是他的领路人加好朋友。这种感情的产生与二人的经历、气质、交往有很大的关系。汪早年曾刺杀摄政王,陈早年曾随父参加反清起义,这种相近的经历自然可以缩短他们之间感情的距离;而与蒋介石的固执、武断相比较,曾经是孙中山左膀右臂的汪精卫显得风流儒雅,洁身自爱,尤其具有领袖的风范与魅力,兼之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理论文章、诗词歌赋无不得心应手,这很容易让陈产生脾相投气相近的亲昵感。再者,当年陈公博从美国学成归国后便在廖仲恺的引荐下,开始跟随汪精卫工作,共同的战斗经历更便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还有一点,陈公博自幼便养成了打抱不平的性格,他曾自言:最不喜欢汪精卫“遇事便忙出亡”的妥协,他的人生哲学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所以当他看到凭借军队后来居上的蒋介石对已经贵为国民党元老的汪精卫的打压后,感情的天平就完全倾向了汪精卫。因此,他才在《苦笑录》中深情的写道:自己“在国民党里仅得朋友两人”,一个是廖仲恺,一个是汪精卫。廖遇刺身亡以后,就只剩汪一人了。事事唯汪马首是瞻成了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以后始终如一的立场。
情与义之间的迷茫:陈公博其人 - 不默斋主人 - 笑阅沧桑
        对于陈公博的这种心理,汪精卫自然心知肚明。但他没有陈的磊落,虽然他在每一个重要时刻,都不会遗落陈公博,但是如果考虑到他的决策会在陈这里遭到阻挠的时候,就会果断绕过,到事后再予以解释。由此可见,因为汪精卫十分清楚:无论自己如何对待陈公博,他都不会背叛自己,他是自己的铁杆“忠臣”。
        正是这种情愫,让陈公博跟随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因为“只是为了汪先生”,陈公博的行为与为追求荣华富贵的周佛海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不仅不参与汪政权的争权夺利,而且还肩负缓和各派之间摩擦的责任。“没有他的居中调停,汪伪内部恐怕早已经火拼了”(袁愈佺《汪伪政权垮台前后琐记》,见《伪庭幽影录》第360页)。        
        在汪精卫的生前,陈公博为其鞠躬尽瘁。汪精卫去世后,陈公博继承衣钵后依然如此:他坚决要求用“代主席”的名称,他曾对属下解释: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对重庆方面的表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办理收场而不是继续演出。
       为了汪精卫,陈公博一丝不苟的收拾着残局,他对亲信巫兰溪说:“从‘国府还都’那一天起,我就缺乏信心。现在国际形势又如此急剧变化(指欧洲战场的德意失利),前途未卜。我已下决心结束这个烂摊子,但汪先生当时是在全党大会产生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结束这个政府,还得召开一次党代会。”为了应对新形势,他还提出了新阶段的新口号“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巫兰溪《汪伪政府末日记》,见《伪庭幽影录》第336页)。
情与义之间的迷茫:陈公博其人 - 不默斋主人 - 笑阅沧桑
        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乘飞机秘密飞往东京。临行前曾给蒋介石留便笺,说明自己离开南京的苦衷,他委托冈田顾问转交今井武夫,然后设法通过何应钦代呈蒋介石。离开原因为了重庆政府接收沦陷区的方便而暂时离去(袁愈佺《汪伪政权垮台前后琐记》,见《伪庭幽影录》第349、350页)。也许,在那一时刻,他的心里是无负知己的解脱,他在从日本引渡回来的飞机上作诗一首:烽火纵横遍隐忧,抽江空欲断江流,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做楚囚。当他飞抵南京时另作的一诗:猎猎西风冷北门,钟山东望又黄昏。只期国土酬知己,万劫归来不顾身。由此看出,他的“一笑飞回做楚囚”、“万劫归来不顾身”的淡定,全因“酬知己”!
        据他在狱中的狱友介绍:书生出身的陈公博胆子很小,看到牢内肆虐的老鼠,他竟吓得缩在床上一动不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受刑的时候,中外报纸都说他“镇静自若,含笑赴刑场,从容而死”。
       自诩为“乱世能臣”的陈公博,就这样带着对汪的耿耿忠心死了。袁愈佺说他“置生死于不顾,心甘情愿做汪精卫的替罪羊”。也许,他自认为死得其所,他以死来回报了汪精卫对他的“情谊”。
        在历史上,舍身取义的人不少,如陈公博这般因情就戮的却不多。如果不考虑大节,他倒不失为一个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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