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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默斋博客

花前纵酒,月下读书;不默斋主,笑阅沧桑

 
 
 

日志

 
 

曹汝霖、林长民与五四运动  

2013-02-17 17:14:45|  分类: 读书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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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以后,曹汝霖便从政坛消失,不问时事,可见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其命运影响至深。因此他在回忆录中的第六十八节《五四运动终身受冤诬》用8页(151~159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当日的经历以及事后的反思。

曹汝霖、林长民与五四运动 - 不默斋主人 - 笑阅沧桑
(五四运动图片)
 

    在曹汝霖的回忆中,五四前夕,他就已经嗅到了不祥的气味:当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时,京城便已经谣传曹、陆、章三人正在和日本接洽,意图倒徐(世昌)拥段(祺瑞),并且”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一生之回忆》151页),只不过曹以其为空穴来风而并未引起注意。五月四日,曹参加总统徐世昌为章宗祥设的洗尘午宴时,便接到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报告: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以巴黎和会失败为由攻击曹、陆、章。曹当即便以不孚众望故请辞,徐世昌以学生不明事情为由慰留,并指示总理钱能训立即电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一生之回忆》152页)。宴后,在钱能训官邸商议如何处理此一事件时,由于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与吴炳湘在解决游行问题上意见相左而引起争执,曹看到一时无果后便乘车回家。他抵达曹宅后发现警察厅已经派来三四十名赤手空拳的警察已在静候,并向曹本人问计。其后便发生了曹宅被焚、章氏被殴事件。 曹在医院逗留一日后被总统徐世昌安置在团城。其后几日内,虽仍有三五成群的学生手举白旗游行,但当北大蔡元培校长的申明登报后,学潮也就销声匿迹了。不料几日后又风波再起,一位名人在街头停棺身旁,当众演说,他义愤填膺、神色俱厉的历数曹氏近年来桩桩亲日罪恶,称其”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卖掉“(《一生之回忆》156页)。并斥责曹”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一生之回忆》15页),随后抬棺游行,慷慨悲壮。此人意犹未竟,主动帮助那些响应的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上海学生响应后又去游说商会,希望他们罢市响应。随后又策划学生联合会与商会联名电请政府罢斥曹陆章三人,以谢国人。很快政府照准,曹陆章三人仓惶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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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躺着也中枪的曹总长并非泛泛,痛定思痛之后,他梳理出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委: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中,慑于列强嚣张的气焰,遭遇不公正待遇,而北洋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收效甚微,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另一方面,徐世昌一派与段祺瑞一派的矛盾日深,于是徐世昌欲借学潮翦除段祺瑞的羽翼。关于这一点,段祺瑞在当时便心知肚明,早在5月5日,他在亲往曹避居寓所慰问时便开诚布公的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一生之回忆》第155页),并且要求曹不要辞职。等到学潮再起,徐世昌下令准予三人辞职后, 段祺瑞气愤地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徐世昌)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一生之回忆》156页)

        曹汝霖的抱怨和段祺瑞的愤懑不无道理,仅在5月4日警察的表现就耐人寻味:一、吴炳湘推诿。总理钱能训几次垂询关于学生游行事宜的处理进展,作为总监的吴炳湘均以各种理由搪塞,并且以地方事务为由极力反对军队介入;二、无防暴预案。被派往曹宅以防不测、维持秩序的警察以文明执法为由,连警棍都未佩带,也未接到上峰任何应急命令;(三)、暴乱中不作为。当学生们烧房毁物打人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了奉命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们的影子,在曹氏的记载中只有一个日本友人出面干涉;(四)、善后只是敷衍。事后,吴炳湘公然对曹汝霖说暴徒早已逃光,只拿了二十余个盲从的学生。一个警察总监何以如此颟顸渎职,任由暴徒横行而一无所惧?再看一看徐世昌的表现就全明白了。
        在整个事件中,徐世昌的表现可谓一波三折:一、惺惺作态。5月4日,设宴招待曹、章,并虚以应付吴炳湘的报告,5月5日,妥善安置从医院出来的曹,自己却不露面;二、避重就轻。数天后傍晚,驾轻舟探视曹汝霖,”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栝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一生之回忆》155页)谈笑风生,顾左右而言他,对学生事,一字不提。三、极力拉拢。”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后又要为我买一宅,“(《一生之回忆》155页)。四、施以重拳。当徐世昌对曹汝霖的拉拢未能奏效后,便出现了二次学潮,以及请愿罢免曹陆章的游行,这时的徐世昌未及三人上疏请辞便迫不及待的准辞。
         如果曹汝霖在5月4日后主动辞职,徐世昌自然会借坡下驴,照准不误,以后的风云再起、全国学潮便不会发生,孰料曹竟然听信段祺瑞的意见,无动于衷,徐世昌才制造了二次学潮,并不加掩饰的推曹出局。由此可见曹汝霖实在是徐、段斗法殃及的无辜池鱼。
        在书写自已一生经历的时候,曹汝霖已是耄耋老翁了,早已看淡世事,心底坦然了,他说:”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一生之回忆》157页),不过,此事毕竟累及他一生名誉,他对那位将学生作为工具的演讲者还是耿耿于怀的。他在回忆录中虽然没有披露其名,但详细记录了其半生的经历以及与自己的恩怨:
      “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俱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段祺瑞)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一生之回忆》157~158页) 
       尽管曹氏文中并未明言其人姓名,但由其人生轨迹便知他就是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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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长民,1876年生,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研究政治经济。1909年回国,执教福州法政学堂。是年福建省谘议局成立,被聘为秘书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赴上海,以福建省代表参加独立各省临时会议。次年初临时参议院成立,为秘书长,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5月参与组织共和党,为干事之一。1913年被推为众议院议员,4月任秘书长。5月参与将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任政治部部长,拥戴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次年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1917年7月出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11月辞职。1919年著文反对巴黎和会袒护日本,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1923年任北京政府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是年9月反对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贿选总统,南下上海参与反直运动。1925年11月奉军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在直隶滦州(今河北滦县)倒戈反对张作霖时出任郭松龄的幕僚,11月24日兵败身亡。

    林长民身上有着文人雅士典型的特征:得意时踌躇满志,失意时一蹶不振;身上流淌着“为知己者死”的千古士子情节,一旦认定目标,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平日里目空一切,愤世嫉俗,行为怪诞,意气用事,因此在1922年,被冠以“恋爱大家”的雅号。林氏的狂狷不止于此,早在1920年,他还与徐志摩在异国他乡上演了一场让后来国人目瞪口呆的“爱情游戏”。

1920年,官场失意的林长民带女儿林徽因远涉重洋,旅居英国伦敦。在这里林氏父女结识了正在剑桥留学的青年诗人徐志摩,他们一见如故。林长民在与徐志摩的交谈中发现两人在哲学家罗素爱情观的观点上竟然惊人的相似!于是林长民便提议模拟一场“恋爱游戏”,徐志摩欣然接受。后来,徐志摩在《林长民·一封情书·附记》中说,“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算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通信讲恋爱,好在彼此同感‘万种风情无地着’的情调”。这样,他们间的“恋爱游戏”就这样堂而皇之的铺排了。并且徐志摩收到”情书“后常常为林长民真挚的文字而倾倒,同时又对这位“男友”献身爱情的精神而感动。

1925年林长民参与兵变遇难后,徐志摩为纪念自己昔日的英伦“恋人”,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林长民的“一封情书”并为此写附记。这封“情书”仅仅是他二人在英国众多“情书”中的一封。“情书”中,林长民对假想的“恋人”诉说亲身遭遇,以及在生死关头对“恋人”的思念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因为假扮情人,林长民在“情书”中的署名为“苣冬”,徐志摩是“仲昭”。 “情书”发表后,经顾先生考证,“情书”中的“仲昭”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因此不难看出,林长民和徐志摩虽然假扮情人,但在林长民这一方,他心中有真情人,属于假戏真做。对徐志摩而言,有些冤枉,他不过是这场“爱情游戏”中的替身罢了,要不然,知天命的林长民也写不出那些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情书。林长民不愧是五四时代的“恋爱大家”。

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反奉倒张,林长民又何尝不是几方势力博弈中一枚小小的棋子?那些从政的文人们或许可以从林、曹的人生遭遇中领悟到一点什么的。

(注:以上标明页数皆为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的书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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