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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默斋博客

花前纵酒,月下读书;不默斋主,笑阅沧桑

 
 
 

日志

 
 

水浒杂碎之戏说替天行道  

2011-06-25 16:05:04|  分类: 读书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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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水浒》时发现,水泊梁山并没有一平如镜的水泊,也没有手足情深的梁山,而是一个暗流涌动、山头林立、杀人如麻、不择手段的土匪集团。这在宋江上山落草、“替天行道”大旗举起之后尤为突出。

      毋庸讳言,“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成就了日后蒸蒸日上、豪杰归附,并使朝野震惊、被迫放弃武力征讨俯身招安的梁山事业,但它也是日后梁山泊众头领败落凋零的导火索。

       梁山泊早期革命活动回顾与“替天行道”的提出

       综观梁山革命力量,从崛起到入编大宋军政体系先后经历了三个时代:王伦时期、晁盖时期和宋江时期。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的性格和抱负决定着梁山泊的江湖地位、革命力量的强弱以及梁山泊的命运。

       1、“生平无大志,但求足温饱”是王伦时期梁山泊众首领的指导思想。

      作为梁山革命根据地开创者的白衣秀士王伦,原本“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落草”,与宋万、杜迁二人脾胃相投、见识相当,后来合着旱地忽律朱贵顺势成立了梁山的首届政治局常委会。朱常委是这样自述这一时期他们的军事行动的:“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靶子,肥肉煎油点灯。”这些革命元戎早期的革命活动实在令人难以启齿,竟连打家劫舍的勇气也没有,更不用说杀富济贫了。其实,与他们以后历代的革命同志一样,所有的革命理想只不过是一句鸟话。以他们的“将精肉片为靶子,肥肉煎油点灯”的行为来看,生存才是他们的第一要义。大概王主席的“鸟气”缺少底气,但不缺少自知之明,所以立足当前,维持生存,适当改善领导同志们的生活条件的政治目标是脚踏实地的。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他们不会高调活动,不会触动朝廷的神经。所以王伦的头脑中,不会考虑发展壮大的问题的。

      也正是这种自闭的思想,才埋下了祸根。当林冲在柴进举荐下前来投奔时,王伦更多的是担忧,这个从天而降的浑身沾满官司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即使不会带来朝廷的围剿,以会窥破“四人团”的西洋镜,无论如何,林冲的到来都意味着梁山泊将有惊涛骇浪。正是这样的顾忌,才有了王主席的巧言令色、百般阻挠。

       “生辰纲事件”后,晁盖一行七人的投奔,挑起梁山泊原政治局的内讧,这期间,吴用的煽风点火居功甚伟。林教头的冲冠一怒,让晁盖脱颖而出,在王伦的血泊中一跃成为了二代核心。

      2、晁盖时期的主政思想与“替天行道”口号的提出。

      “替天行道”口号诞生于晁盖时期,但始作俑者是宋江。耐人寻味的是晁、宋二人对此的解读是大相径庭的。

       人称为“托塔天王”的晁盖原是东溪村保正,“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农业社会,“刘项从来不读书”的现象极为普遍,英雄多出草莽。由于晁天王的个人魅力与王伦不可同日而语,兼有身边的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个个皆非俗辈。所以从他踏上梁山泊那一刻起,上天就已经开始眷顾他了。

       晁盖的“富户”出身、“不娶妻室”的生活态度和“仗义疏财”的性格让他不会像王伦一样将自己的抱负龟缩于仅仅是安身立命的地步。他身上兼有的冒险精神和乌托邦思想让他产生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的冲动。

      在这种思想的指使下,晁盖上山后的前几脚踢得甚是漂亮:第一,确定核心。11位头领依才定位,各司其职。这应该是梁山泊三个时期唯一公平公正的一次,王伦时期自不待言,即使是后来宋公明全盛时期的108将排座次也常常为人诟病。第二,稳定军心。晁盖“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银珠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当庭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啰”。随后又派人寻找各头领家小,接至梁山,妥善安顿。第三,积极备战。“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兵器,准备迎敌;安排大小船只,叫人演练水手上船厮杀,做好提备”。第四,整肃军纪。改变以前杀人越货的惨无人道的做法,再三强调:“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第五,确认分配原则。每次所得行货财物、金银珠宝,“便叫掌库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作两份:厅上11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各一份”。正是这位处处牵记群众的晁天王,为日后发达的梁山基业打下了基础。

      官府对梁山形势的关注也凸显出梁山的江湖地位的提高:晁盖等人上山不久,济州府尹点差团练使黄安等人带领一千余人扫荡梁山,结果黄安被捉,全军覆灭。随后济州府尹回京听罪,新府尹一边调兵遣将、招兵买马,一边申呈中书省,转行牌仰附近州郡,并力剿捕;并且自行下文书所属州县,知会收剿,及仰属县,着令守御本县。换一头领,梁山顿时旧貌新颜,成为州府的心腹大患。晁天王注定要与大宋朝分庭抗礼的。

      在晁盖时代的后期,为了自己的梦想,他欣然接受了宋江提出的“替天行道”口号,但是不谙权谋的晁盖显然没有洞悉宋江“替天行道”的隐衷。他在实践中回过味来的时候,宋江势力已经坐大,晁盖也沦落到了只当家不做主的尴尬境地。后来托塔天王的曾头市遇难里若隐若现的看到了宋江包藏的祸心,但也摆脱了梁山诸兄弟反目、山寨火并的尴尬,避免了他们的后代天平天国的诸领袖“革命尚未成功,兄弟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晁盖的临终遗言宣告了他与宋江的彻底决裂,也向世人昭示了晁、宋对“替天行道”解读的巨大差异。

      晁盖的殒命与“替天行道”的实质

       1、晁盖的“天”是上天,晁盖的出身和阅历让他对官府和朝廷不抱任何的幻想,并且他的理想雏形就是在混乱不堪的大宋王朝境内建立一个不受约束的“苏区”,在这里“四海之内皆兄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大家“不分贵贱,无问亲疏”,坐在一起“大块吃肉,大口喝酒”,逍遥快活。这与高俅等权奸实权派“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以及欺压百姓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对周围百姓极具诱惑力。

      假如没有宋江的出现,晁盖能够带领梁山走多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晁盖的部队绝对是当时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绝对没有宋江上山后那样的复杂和强大。在江州劫法场时,晁盖约束部下:“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当杨雄、石秀自祝家庄来投时,晁盖恶其行为不端,不愿接纳。这些都说明晁天王的革命品质是高尚的,政治手段是单一的。就像吴思先生《血酬定律》所讲的,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使自己距离自己的理想更近一点,他们会在匡扶正义的旗号下一直这样走下去。

       2、宋江的天是天子在小吏出身的宋江的意识里,皇帝是天子,代表上天管理天下,是这世间唯一合法的统治者,他打骨子里是鄙薄梁山诸兄弟打家劫舍的行径的。在他的眼里,皇帝只是受惑于一帮奸佞,真正的大丈夫所为应该是“清君侧”,是替皇帝惩治奸邪、除暴安良,而不是所以与皇帝分庭抗礼。所以,宋江的“替天行道”的内容是:不是造皇帝的反,现在的造反只是等待招安的一种手段。他期待的只是“日后但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得一个好名”的个人理想。并且他在梁山义军发展之时,就大造舆论,把“专待朝廷赦罪招安”列入梁山义军的行动规划之中,念念不忘“招安。”

        与晁盖比较,宋江身上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智慧,宋江十分清楚他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要让自己的对手不能小觑自己,必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事业做大做强。宋江一开始就十分明白他的“替天行道”与晁盖的“替天行道”的巨大差异。于是他在提出口号聚集力量的同时,一方面要求部下“秋毫无犯”、“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誓不损害忠臣义士、孝子贤孙”、“不肯扰害良民”、“不敢侵州占府”,一方面为了树立个人权威、壮大与晁盖相抗衡的力量,却对江州劫法场、三大祝家庄过程中李逵的滥杀熟视无睹。

      读《水浒》时发现,晁盖的曾头市遇难,应该是宋江成功的借刀杀人,是梁山泊的第二次宫廷斗争。但是它比第一次隐秘的多,尽管如此,晁天王的临终遗嘱还是捅破了这层遮羞的纸。

      晁盖的殒命,使得宋江的“替天行道”不必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梁山事业也进入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突飞阶段: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宋江领导的梁山义军大破高唐州,闹华山,取大名府、攻曾头市,拿下东平东昌两府等,败童贯、破高俅,但这都不是为推翻封建王朝统治而进行的主动进攻,而是为消灭异己力量壮大自己声威的军事行动。

      宋江提出的“替天行道”是梁山泊第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它解决了“梁山事业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这个口号充分利用了当时环境下人们对“天”的迷信,将许多不满于朝廷的人物都凝聚在了一起,为以后向朝廷讨价还价增加了砝码。“替天行道”还强调了梁山行动的合法性。中国人民历来就重视“道”在谁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替天行道”的提出,既保证了梁山行动“师出有名”,又达到了一石双鸟的目的。

“替天行道”的思想基础是“忠义”。“忠”即忠于皇帝、忠于上天;“义”即“士为知己者死”的江湖义气。这种思想在宋江锲而不舍的宣传洗脑下,在梁山义军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符合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

      再看看宋江“替天行道”的幌子下有哪些“道”呢?事实上,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这样的事情在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豪杰身上从没有间断过:为了逼迫朱仝上山,李逵一斧把知府4岁的孩子脑袋劈成两半,这样朱仝就没有办法,只能投奔梁山。为了让卢俊义归顺,吴用等编织借口,让卢蒙难,宋江等人攻打大名府,无辜百姓死伤无数;为了让李应上山,梁山豪杰火烧李家庄,这样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在书中比比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只是悬出的羊头,其实只是狗肉。    
      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件。耐人寻味的是,太平天国在起兵前宣称“道之大原出于天,谨将天道觉群贤”,进行“天道”观的宣传。之后在进军途中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的文告均以“真天命”三字开头,打着“奉天讨胡”、“奉天诛妖”这种“奉天承运”的旗号。他们在替天行的什么“道”呢?荒淫无耻之道而已。打下南京后,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认为大局已定,要关门当太平天子,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自己淫乐。据史载,天京天王府“其中约有妇女千百,男贼仅洪逆一人,其中淫恶可知也”。
        实际上,“君权神授”与“替天行道”都是一些人的伎俩,它的实质就是以天意来逼迫民意就范。
        扯远了,
替天行道是宋江集团在追求血酬最大化过程中的华丽转身。“替天行道”就是北宋时期的“北上抗日”,它为梁山泊的二次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宋江没有魄力没有组建联合政府,更缺乏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所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结果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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